2008-12-09 13:31
(新加坡)父母是陪伴孩子成長最重要的人,家庭環境是賦予孩子文化底蘊最重要的地方。
望子成龍、望女成鳳的父母不要把孩子送去文化演藝班,把文化燻陶工作丟給教師就了事。
家長應該問問自己,從小給孩子製造了怎樣的讀書氛圍?
提供了怎樣接受文化燻陶的環境?
新加坡國立大學中文系助理教授傅朗(Nicolai VOLLAND)是年僅35歲的德國年輕讀書人,他受訪時從新加坡學生的雙語能力談到家長角色的重要性。
傅朗曾在德國海德堡大學和台灣清華大學當助理教授,接觸了德國和台灣年輕人。他說︰“新加坡年輕人比他們好的地方是能掌握雙語,有雙語能力都很強的,但也有雙語都是半桶水的,我覺得這與他們成長的家庭背景有絕對關係。”
他以本身的家庭背景來說明這個道理。他說︰“我父親是教師,卻不愛讀書;我母親不是教師,卻酷愛讀書。從我有記憶以來,我就常常看到媽媽坐在沙發上很愉快地在閱讀,體會到她從書本吸取知識的快樂。從小,我就有了讀書是件快樂事情的認知。我們家裡雖有很多書,可是長大後我才發覺家裡的藏書質量很差,收的不是好書。但縱使是劣質的書,還是培養了我對書本的親切感和讀書的興趣。到中學,我不再看家裡無聊的書,已能自己去找有趣的書來看,這是很自然的發展過程。”
“上了大學,我特別感覺家庭對一個人成長的重要。我有很多同學來自教授家庭,很多我學得很痛苦的東西,他們老早在家裡已學會,這讓我看到父母的影響力。”
“教師雖然也有影響力,但不能跟父母比。對我們這代的人來說,中小學老師的話是听不進去的。我即便是去做好老師叫我做的事,也只是為了老師而做,並非為了自己而做。就算現在我當了教師,我也只是從旁給學生輔助,為他們指引方向,路還是要他們自己去走。把孩子送上正確的路,完全要看父母,教師只起著很次要的作用。”
傅朗還沒成家,2005年他到台灣中央研究院做博士後研究,已把他在德國海德堡的家連根拔起。他說︰“除了父母還在慕尼黑,我在德國已一無所有。我把所有的書籍、日用品,包括腳踏車全搬到台北。我的書鋪在台北的家滿天滿地,到新加坡也無法全部搬來。”
正因為家裡的書“鋪天蓋地”,傅朗說︰“未來,我的孩子肯定會在充滿書香的環境成長,這已無可避免。”
台灣有一位作家張大春給還沒有出生的兒子寫了《聆聽父親》的小說,講了很多有關中國文化的故事。孩子長大後,他又出版《認得幾個字》,講述很多有關字的小故事。
傅朗說︰“孩子如果能在這樣的環境成長,文化知識對他們來說是有趣的、是好玩的,毫不枯燥的。家長應該在這方面努力,不要以為把孩子送去文化學習班就了事。”(聯合早報網)
星洲互動‧2008.12.09